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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經濟學人》譽為「薩依德的繼承者」
《外交政策》評為「全球百大思想家」
2012年獲選《經濟學人》年度最佳圖書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慕克大力推薦

何謂亞洲的價值？
亞洲各國如何從西方帝國的廢墟中重生？

亞洲各地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知識份子，試圖擺脫傳統的框架，尋求抑制西方國家對亞洲大陸日漸增長的支配欲望、尋找亞洲重生的道路，進而重塑亞洲。

潘卡吉．米什拉的《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從世紀初的日俄戰爭開始談起，述及日本將霸權一舉伸向韓國及太平洋部份地區，因其打敗強大的俄羅斯帝國，由此次的空前勝利對亞洲國家各地的知識份子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中國的梁啟超、孫中山，印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伊斯蘭之父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他們都想像當時的日本一樣，開始東方國家政治與經濟的改革。然而本書作者潘卡吉．米什拉卻以不同的角度，呈現給讀者亞洲歷史文化的另一面向：這些思想家的見聞，建構了亞洲現代哲學的思想理論，並向大眾展現他們共同嚮往亞洲擁有更為宏遠的目標，但其實現在的亞洲國家卻是盲目採用西方的模式，盲目跟隨西方政治、經濟思想，導致亞洲喪失本身的文化，同時更承襲西方國家的惡習。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結合了東方的政治思想，集結印度、中國及阿拉伯的精神，是一本不容忽視的預言式作品。

在西方人眼中，昂揚大步向外擴張的維多利亞時期，在亞洲人眼中卻是場浩劫。外國軍人和商人瓦解原是文明核心的大帝國。隨著英國人以船堅炮利拉下蒙兀兒帝國的末代皇帝、燒掉北京圓明園、羞辱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破產統治者，因此，探索救亡圖存之道是亞洲國家的當務之急。

潘卡吉．米什拉以引人入勝、趣味橫生的筆觸，講述亞洲大陸上一群有智之士如何迎接西方挑戰。他們不斷地質問、掙扎、深感痛苦，既痛恨西方，又體認到得與敵人正面交鋒及向敵人學習，亞洲才有復興可言。經過許多挫敗和誤入歧途，一連串強有力、彼此矛盾且最終勢不可擋的觀念誕生，成為如今從中國共產黨到凱達組織，從印度民族主義到穆斯林兄弟會的種種勢力背後之動力根源。

米什拉透過遊歷歐亞各地的記者、詩人、激進份子、克里斯瑪型領袖的眼睛，引領讀者重新審視過去兩百年的歷史。這些思想家坐在當時似乎注定會被列強永久瓜分的舊帝國的廢墟之中，構思出反過來將使新帝國注定走向滅亡的觀念，且這些觀念還成為支撐二十一世紀亞洲大國的支柱。

名家推薦

米什拉以敏銳、博學又有趣的態度呈現亞洲思想家如何回應西方逐漸衰頹的霸權，這位著名的當代印度知識份子是「薩伊德的繼承者」。

──《經濟學人》

米什拉反轉了長期由西方角度看東方的視角，呈現了世界上大多數民眾──從土耳其到中國──所感受認同的現代歷史。

──罕．帕慕克（Orhan Pamuk，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文學大師）

一本非常棒且突破創新的著作。這不只是一部卓越的亞洲史，更是一部為亞洲人所寫的生動歷史。

──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美國小說家，貝蒂特拉斯克獎得主）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以極具說服力的言辭，描繪一群亞洲最有教養、最有洞見的知識份子令人好奇且複雜之思想歷程。

──茱莉亞．洛弗爾（Julia Lovell，英國歷史學家，《鴉片戰爭》作者）

富有深入的研究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創性……任何想了解今日我們處在怎麼樣的環境的人，都應該將這本具洞察力又令人不安的書放在必讀書單上。

──約翰．格雷（John Gray，《獨立報》專欄作家）

繼薩依德的經典著作《東方主義》後，《從帝國廢墟中崛起》提供另一種令人振奮的現代歷史觀點。米什拉相當博學……是善於抓住讀者目光的敘事者。

──汪暉（北京清華大學思想史教授）

米什拉機敏且幽默地結合被忽略的歷史材料，傳達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乃是亞洲的知識覺醒和政治覺醒」的重要主張。

──哈里．昆茲魯（Hari Kunzru，《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告別美國殖民，面對服貿協議，先從宏觀歷史看清自己位置。

作者潘卡吉．米什拉在2012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提名他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經濟學人》則稱他為「薩依德的繼承者」，並列其《從帝國廢墟中崛起》為「年度好書」。書中從世紀初的日俄戰爭開始談起，述及日本將霸權一舉伸向韓國及太平洋部份地區，因其打敗強大的俄羅斯帝國，由此次的空前勝利對亞洲國家各地的知識份子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中國的梁啟超、孫中山，印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伊斯蘭之父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他們都想像當時的日本一樣，開始東方國家政治與經濟的改革。結合了東方的政治思想，集結印度、中國及阿拉伯的精神，是一本不容忽視的預言式作品。（文／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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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一書的中心主角是波斯的阿富汗尼（1838-1897）、中國的梁啟超（1873-1929），及印度的泰戈爾（1861-1941）。書中也談及了孫中山、越南的胡志明、土耳其的凱末爾、伊朗的沙里亞蒂等亞洲思想家及領袖。

本書的主軸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亞洲知識份子為自己的國家尋求出路的故事。他們在圖強的同時，不斷思考應如何面對西方帝國主義有形的軍事侵略或無形的意識形態的侵擾。他們厭惡西方，但清楚地意識到亞洲的復興離不開西方的影響。一連串的社會巨變及政治事件，包括印軍譁變、英國與阿富汗戰爭、日俄戰爭、中國革命、土耳其與阿拉伯的民族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等，都顯示出亞洲各國在西方體制及舊有傳統之間的搖擺掙扎。

作者米什拉首先描繪十九世紀亞洲各國，如中國、印度、土耳其、越南，乃至北非的的埃及、中東的波斯等各國，如何面對西方殖民或是侵略。亞洲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憂心民族的舊價值觀與西方理念衝突，一方面又在界定民族此一新觀念與仿效西方的「文明開化」之間掙扎。而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亞洲小國日本打敗歐洲大國俄國的事實，激勵了這些區域的知識份子與有志之士，「擺脫歐洲枷鎖」成為共同的目標。

阿富汗尼、梁啟超及泰戈爾這幾位有識之士，早年皆是以西方為標桿的改革派。但在西化的過程中他們也逐漸意識到，除非擺脫西方，亞洲各國將無法取得自主、成為獨立強盛的國家。西方人在亞洲侵略期間對文物歷史及當地文化的破壞、戰爭的罪行及「集中營」的設立等野蠻行徑，正與他們原先認識的西方理性背道而馳，也讓梁啟超、泰戈爾等人開始揣想，是否「文明歐洲強迫中國等大國吃下的毒藥，已帶給它自己永原無法復原的重創」。這樣的恐懼最終讓他們對西方失望，促使他們背離西方，積極找尋讓亞洲重生之路。這些思想家坐在當時似乎注定將被列強永久瓜分的舊帝國廢墟之中，構思出的觀念反倒是將使新帝國注定走向滅亡的預言，且這些觀念也在百年後的今天成為支撐二十一世紀亞洲大國的支柱。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結合東方的政治思想，集結印度、中國及阿拉伯的精神，對現今的亞洲及西方國家而言，是一本不容忽視的預言式作品。身為台灣的知識份子，在這個東西意識形態自由競爭，相互角力的場域中，更該閱讀此書，培養超然於東、西之上的視野。（文／聯經出版社編輯梅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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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
  
  1969年生於印度，並於新德里的尼赫魯大學取得英美文學碩士。米什拉以撰寫小說，並以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這本關於印度的社會學研究報告聞名，另外還為《紐約書評》、《紐約時報》、《衛報》撰寫評論。2008年他被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的會員，2012年，《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提名他為「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經濟學人》則稱他為「薩依德的繼承者」，並列其《從帝國廢墟中崛起》為「年度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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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介紹

  
  
  
  黃中憲
  
  政治大學外交系畢，專職翻譯，譯有《明代宦官》、《維梅爾的帽子》、《大探險家》、《帖木兒之後》、《成吉思汗》、《劍橋伊斯蘭史》、《非典型法國》等。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目錄導覽說明

• 前言
  第一章：亞洲臣服
  埃及：「一連串大災難的開始」
  印度、中國的緩慢受創
  新全球階層體系
  
  第二章：哲馬魯丁?阿富汗尼的奇異旅程
  一個穿粗布衣的小人物
  印度與阿富汗的覺醒
  歐洲「病夫」和其危險的自我療法
  埃及：辯論家出現
  自強之外：泛伊斯蘭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起源
  歐洲插曲
  在波斯：最得意的時刻
  金籠子：阿富汗尼在伊斯坦堡度過的晚年
  餘波久久未消
  
  第三章：梁啟超的中國和亞洲的命運
  令人欣羨但舉世無雙的日本興起
  頭幾波改革衝動
  日本與流亡之險
  拳亂：又一些得自挫敗的教訓
  泛亞洲主義：世界主義之樂
  梁啟超與美國的民主
  獨裁與革命的誘惑
  
  第四章：一九一九年，「改變世界史」
  美國與其自決承諾
  自由主義的國際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
  使世界有害於民主制度
  西方的沒落？
  
  第五章：泰戈爾，亡國之民，在東亞
  
  第六章：亞洲再造
  出人意表的結局：泛亞洲主義與軍事去殖民化
  知識去殖民化：新傳統派的興起
  伊斯蘭世界的反現代
  民族國家的勝利：病夫土耳其重振雄風
  「中國人站起來了」
  「他者」的興起
  
  結語：含糊不明的報復
  參考書目淺談
  中英對照
  註釋
  
  

信貸比較 2018

前言（節錄）

一九○五年五月的某兩日，在對馬海峽的狹窄水域，今日世界的格局開始定型。在這裡，當今世上最繁忙的航運路線之一，由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統率的一支日本小艦隊，對上繞過半個地球來到遠東的俄羅斯海軍艦隊，把後者打得幾乎全軍覆沒。對馬海戰，德國皇帝口中自百年前特拉法爾加海戰以來最重要的海戰，美國羅斯福總統口中「世界史上最重大的現象」，實質上結束了自一九○四年二月即開打，主要在決定朝鮮半島、滿洲由俄羅斯或日本掌控的一場戰爭。自中世紀以來，首度有歐洲以外的國家在重要戰爭中擊潰歐洲強國；這項消息傳遍了已被西方帝國主義者──和電報的問世──緊密結合在一塊的世界。

在加爾各答，守衛大英帝國最重視之領土的印度總督柯曾勛爵（Lord Curzon），擔心「那場勝利的回聲已像雷鳴一般傳遍東方竊竊私語的觀眾。」漠不愛與人交往且常出大紕漏的柯曾，難得一次探問當地民意，而把民意表達得最清楚者，乃是人在南非而當時仍沒沒無聞的律師甘地（Mohandas Gandhi，一八六九~一九四八）。他預測「日本戰勝的根已蔓生得太遠太廣，因而它會長出哪些果實，如今已無法完全預見。」

在大馬士革，後來人稱阿塔圖克（Atat?rk）的年輕奧圖曼軍人穆斯塔法?凱末爾（Mustafa Kemal，一八八一~一九三八）欣喜若狂。急欲改革、強化奧圖曼帝國以抵抗西方威脅的凱末爾，和許多土耳其人一樣早把日本視為榜樣，日本打敗俄國使他深信果然沒看錯。當時十六歲，後來會出任印度第一任總理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在家鄉看報，興奮追蹤日俄戰爭的早期進展，幻想自己為「印度與亞洲擺脫歐洲枷鎖」貢獻心力。得知對馬海戰的消息時，他正在火車上，從多佛前往他就讀的英格蘭哈羅公學途中；那使他立即「心情大好。」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聽到這消息時，人也在倫敦，同樣的雀躍。一九○五年晚期搭船返華途中，蘇伊士運河的阿拉伯搬運工以為他是日本人，向他道賀。

土耳其、埃及、越南、波斯、中國的報紙上，充斥著對日本戰勝之可能影響的興奮猜測。印度村莊裡有新生兒以日本艦隊司令之名命名。在美國，黑人領袖杜博伊茲（W. E. B. Dubois）提到全球各地迸發「有色人種的自豪。」反戰詩人（和後來諾貝爾獎得主）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一八六一~一九四一），顯然也有類似的感受，在得悉對馬海戰的消息後，在孟加拉鄉間帶著他的學生，在小校園裡即興展開勝利遊行。

那和他們屬於哪個階級或哪個種族沒什麼關係；世上遭宰制的人民強烈體會到日本戰勝的更深層意涵——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意涵。這些人出身的差異之大令人吃驚。尼赫魯出身親英的富裕婆羅門家庭；他父親是英國統治印度的受惠者，甚至據傳將襯衫送到歐洲乾洗。孫中山是貧農之子，當時不少中國苦力赴加州淘金，他有個兄弟就死於加州淘金熱時。當時最傑出的泛伊斯蘭主義知識分子，一九○九年前往日本以結交日本政治人物和行動主義者的阿卜杜雷希德?易卜拉欣（Abdurreshid Ibrahim，一八五七~一九四四），出生於西伯利亞西部。凱末爾來自薩洛尼卡（今屬希臘），雙親分屬阿爾巴尼亞裔和馬其頓裔。他後來的同志，以日本艦隊司令的姓──東鄉──替自己新生兒取名的土耳其女小說家哈莉德?艾迪普（Halide Edip，一八八四~一九六四），是個不受宗教約束的女權主義者。緬甸的民族主義象徵烏?奧塔瑪（U Ottama，一八七九~一九三九），受日本戰勝俄國的鼓舞，一九○七年搬到東京，而他是個和尚。

為俄國戰敗而歡欣鼓舞的諸多阿拉伯、土耳其、波斯、越南、印尼民族主義分子中，有一些人的背景更為分歧。但他們都有一共同的經驗：遭他們長久以來視之為暴發戶、甚至野蠻人的西方人宰制。他們都從日本的戰勝得到一個教訓：征服世界的白種人不再是所向無敵。遭歐洲人控制國土而敢怒不敢言的有志有識之士，如今心裡綻放出無數幻想，民族自由、種族尊嚴或純粹只是報復洩恨的幻想。

鑑於十九世紀遭西方列強欺凌，且凜於西方列強對中國的粗暴對待，日本從一八六八年起展開浩大的內部現代化工程：廢除半封建的幕府將軍體制，代之以立憲君主制和統一的民族國家，創立高生產、高消費的西式經濟體。在一八八六年暢銷書《將來之日本》中，日本最著名記者德富蘇峰（一八六三~一九五七）詳述了日本若漠然無視西方所立下的「普世」潮流，可能會有什麼負面影響：「那些藍眼紅鬍種族將像巨浪般入侵我們國家，把我們的人民趕到海中孤島。」
一八九○年代，日本日益壯大的工業、軍事力量，已激起歐美「黃禍」降臨的想像，亞洲人席捲白種西方的可怕情景。俄羅斯戰敗正證明日本迎頭趕上西方的計畫已取得驚人成果。「我們要戳破非白種人劣等的迷思，」德富蘇峰嚴正宣告。「我們要以自己的力量躋身世界強權之林。」

對許多非白種人來說，俄羅斯的慘敗似乎正打破了西方的種族階層觀，大大嘲弄了歐洲人欲將據認「落後」的亞洲國家「文明開化」的傲慢。印度的社會學先驅貝諾伊?庫瑪爾?薩卡爾（Benoy Kumar Sarkar，一八八七~一九四九）嚴正表示，「白人的負擔」一說「已和時代脫節，如今只有最盲目的狂熱分子不這麼認為。」8日本已證明亞洲國家能找到自己通往現代文明之路和自己的特殊活力。青年土耳其黨（Young Turks）的行動主義者，後來出任部長的艾哈邁德?里札（Ahmed Riza，一八五九~一九三○），扼要說明了這一迴蕩於眾人心中的欽敬之情：

遠東的情勢已證明，歐洲頻頻但有害的介入，無益於改造一民族。相反的，一個民族愈是和歐洲入侵者、掠奪者少接觸，愈是不和他們接觸，就愈可能走上理性革新之路。

甘地在白人所統治的南非與形諸體制的種族歧視抗爭時，從日本的戰勝得到類似的道德教訓：「當日本境內的每個人，不管是富是窮，都開始相信該自尊自重，這個國家就得到自由。她能甩俄羅斯一巴掌……同樣的，我們也必須有自尊心。」

中國哲學家嚴復（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回憶起從鴉片戰爭到燒毀北京圓明園，西「夷」所加諸中國的百年羞辱，推斷「當是之時，所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者，力不足耳。」

日本已證明可如何富國強兵。對許多受苦於昏庸專制君主和掠奪成性之歐洲商人的亞洲人來說，日本的憲法是其躋身強國之林的秘鑰。在日本改革有成的鼓舞下，亞洲各地的政治行動主義者協助推動一連串人民立憲革命，以對抗食古不化的獨裁政體（戰敗的俄國本身於一九○五年突然成為君主立憲國家）。奧圖曼統治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一八四二~一九一八）蘇丹，已緊緊追隨日本的現代化腳步，特別是在歐洲列強日益升高的需索使伊斯坦堡的主權地位如同虛設之時。但在穆斯林世界，許多景仰日本者是極世俗化、甚至反宗教的民族主義者，例如流亡國外的青年土耳其黨黨員暨作家阿卜杜拉?傑夫戴特（Adbullah Cevdet）。在他筆下，日本是「對抗壓迫者，對抗傲慢入侵者的利劍；指引受壓迫者，指引有意看清自己的火炬。」在日本戰勝的鼓舞下，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青年土耳其黨，一九○八年逼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蘇丹重新施行一八七六年起就遭擱置的憲法。波斯人受立憲日本擊敗獨裁俄國的鼓舞，一九○六年創立全國代表大會。

同年，埃及出現第一次反英國占領的大規模群眾示威。在埃及的民族主義穆斯林眼中，日本是「旭日」：日俄戰爭爆發前不久，埃及的民族主義領袖穆斯塔法?卡米勒（Mustafa Kamil，一八七四~一九○八）寫了以此為書名的一部著作。穆斯林國家的學生，這時前往東京學習日本進步的秘訣。連在最近才被荷蘭殖民主義者統一的印尼群島，都感受到日本戰勝的骨牌效應，該地的上層爪哇人於一九○八年創立了第一個民族主義政黨。

最深遠的改變出現於中國，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一九○五年後數千中國人前往日本取經，造就出當時最大的集體留學潮。推翻帝制後的中國第一代領袖，有許多將出自這群留學生。一九一○年，湖南一小鎮上的學童毛澤東（一八九三~一九七六），學會曾留學日本的音樂老師教他的一首日本歌：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裡綠色的田野多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綠，
展現一幅新圖畫。

幾十年後日本威脅中國時，毛澤東仍完全記得其歌詞，說「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又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它對於戰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揚。」

在其他地方，日本戰勝俄國一事也激發愛國情操，甚至將這份情操推向極端。西化的本土菁英分子所心嚮往之但未能實現的自由民族主義，乃是在這一新情操下沒頂的東西之一。暴動和恐怖攻擊，證實了印度國大黨所一直以來只敢委婉表露的反殖民情緒，自一九○五年起日益強硬。在加爾各答和達卡，激進分子開始支持孟加拉學生前赴東京，以歐美為大本營的反殖民鼓動者，與愛爾蘭、俄國革命分子和中、日領袖搭上線，以將武器偷偷運到孟加拉。

法屬印度支那的文人也開始追求革命暴力。越南民族主義先驅潘佩珠（一八六七~一九四○），一九○五至一九○九年落腳日本，教導許多在其東遊運動號召下來日的法屬印度支那學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戰爭觀和生存鬥爭觀，開始污染儒家中國、伊斯蘭埃及和佛教錫蘭境內的政治論述。在開羅，拉希德?里達（Rashid Rida，一八六五~一九三五）興奮寫到使日本皈依伊斯蘭，把歐洲人腦海裡的「黃禍」轉化為擺脫異教徒宰制的泛亞洲運動的可能性。後來，他的著作成為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誕生的推手之一。

對馬海戰十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殺

第二章：哲馬魯丁?阿富汗尼的奇異旅程

這一時代何由而生？其他人對我們完全視而不見，同時改造、發展他們的機器，擬出並落實計畫，在我們之間進進出出，然後我們一朝醒來，突然發現一根根鑽油井架像尖釘插在土地上，怎麼會這樣？

我們為何落到遭西方毒化的境地？

且往歷史追本溯源。

賈拉勒?艾哈邁德（Jalal Al-e Ahmad），《迷醉西方》（Gharbzadegi），一九六二

一個穿粗布衣的小人物

一九六○年代初期，有群流亡巴黎的伊朗人常在聖日耳曼區名叫「起初」（Au Depart）的咖啡館碰面。他們大部分是來自伊朗的政治難民。民選的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gh）政府將伊朗石油業國有化之後，美國中情局和英國軍情六處於一九五三年協助推翻了該政府。後來成為伊朗伊斯蘭革命之龍頭理論家的阿里?沙里亞蒂（Ali Shariati，一九三三～一九七七），就是這些流亡巴黎、滿腔怒火的難民之一。他在這場英美政變十八週年那天哀嘆道，「被判定犯了對劫掠的西方打出第一鞭之罪的民族，仍未脫離被囚之境。」一如他的流亡同志，他在巴黎除了提升自己的政治、知識素養，然後告知、教育他的同胞，別無什麼目的。他將沙特的《何謂文學》和法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譯成波斯文。他在伊朗流亡人士經營的期刊上──期刊常偷偷運回伊朗──撰文談論孫中山、阿爾及利亞的反法叛亂、甘地與尼赫魯（此二人在他眼中是印度的摩薩台）。他參加抗議帕特里斯?盧蒙巴（Patrice Lumumba，剛果民主共和國首任總理）在剛果遭殘酷殺害的示威活動。

他也密切注意一九六三年六月反伊朗親西方政權的流血暴動。伊斯蘭神職人員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就因這場暴動成為政界風雲人物。他和他的友人，在他們於聖日耳曼區的常去之處，討論一位十九世紀四處巡遊的行動主義者和思想家，哲馬魯丁?阿富汗尼。

一八九二年初期，在寫給奧圖曼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信中，阿富汗尼已表達了他一直揮之不去且後來也縈繞沙里亞蒂心頭的憂心，憂心西方列強只有一個居心，即把我們的土地完全奪走。從這一點看，俄羅斯、英格蘭、德國或法國是一丘之貉，特別是如果他們看出我們的衰弱、無力反抗他們的意圖的話。相反的，如果我們團結起來，如果穆斯林萬眾一心，我們就能傷人，有出息，我們的心聲會得到傾聽。

一九五五年還在馬什哈德（Mashhad）求學時，沙里亞蒂就已撰文談這位相對來講較無人知的人物。在鑽研與宗教無關的西方解放理論，在求知之路上繞了一大圈子之後，一九六○年代，在巴黎，他再度回到阿富汗尼身上。而誠如沙里亞蒂於一九七○年所寫的，他深信「了解他，就等於認識伊斯蘭和穆斯林，還有我們的現在與未來。」